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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半月谈》报道，自“新十条”发布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率先取消了落地前先报备的要求，但迄今仍有些地方还在坚持。
1月6日，安徽黄山屯溪区某小区居民反映，所属社区要求外来返乡人员前往物业处进行报备，报备需提供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往返地区、是否感染过新冠病毒等个人信息。该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报备要求是由政府下达，收集信息的目的仅为统计返乡人员数量，了解人员流动情况，报备后不会对其采取任何措施，可以不提供身份证号信息。此外，工作人员称并不清楚拒绝报备是否会有其他后果。无独有偶，安徽黟县、河南沁阳等地此前都曾发文要求返乡者提前进行报备。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特聘副教授郭兵明确指出，如果社区此举系当地政府授意，在实施“乙类乙管”措施后，相关政府部门无权强制要求返乡人员报备并提供上述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当存在“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形时，不需取得个人同意。“现在很难根据这一规定要求居民必须提供上述个人信息，政府部门如果有这样的强制性要求就涉嫌行政违法。”他说。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也持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在实施“乙类乙管”后，要求返乡人员报备并填写上述个人信息的做法缺乏法律基础，物业和社区也无权收集居民个人信息。许可直言，面对这种情况，居民可以自愿向社区报备，也可以拒绝这一要求。如果社区强制要求居民提供上述个人信息，居民可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举报。郭兵进一步分析，如果当地政府或者社区向返乡人员明确告知了收集目的并承诺严格对个人信息进行保密，返乡人员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可出于自愿向社区报备。如果政府部门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肆意强制要求报备，就可能构成重大且明显的违法，理论上属于无效行政行为，返乡人员可以拒绝相关报备要求，并且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现在不再进行所谓的精准防控、强制隔离了，要求返乡报备，收集包括健康状况等敏感个人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缺乏正当性。”他补充道。平心而论，如果这些地方是12月7日前发布返乡报备要求，还情有可原，毕竟当时有当时的情境。可在去年12月7日“新十条”发布，今年1月8日起“乙类乙管”、全面调整防控节奏的背景下，仍要求提前报备，未免有些说不过去：现在连跨区域流动都不验码了，连行程码都已经成过去式了，还有必要沿用之前的报备做法吗？毋庸讳言，外出务工人员春节返乡，势必会给家乡地“保健康，防重症”形势带来变量。连日来，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务工者因疫返乡、学生提早放假叠加年关附近频繁的红白事酒席，加速了感染潮的到来，由此而来的是医疗资源紧张。鉴于此，部分地方在春节来临前，对返乡潮带来的冲击事先预估、提前准备，也可以理解。黄山屯溪区有关社区工作人员说法就是，收集信息的目的仅为统计返乡人员数量，了解人员流动情况。可即便如此，需要评估或统计的也是整体人员流动情况，而非具体个人信息。在当前情况下，还要求返乡者填报包括个人姓名和是否“阳过”在内的信息，于法无据。要知道，个人姓名、手机号、往返地区、有没有“阳过”等信息，都属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不能想采集就采集，还得有法律依据才行。在新冠“按甲类管理”的阶段，就算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存在“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形时可获取个人信息，那也不能随意滥用。如今新冠已回归“乙类乙管”，再按照特殊时期的办法行事，已经失去了法律基础。正如多位法律人士分析的，在缺乏法律支撑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若做出借报备为名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要求，理论上属于无效行政行为，还可能涉嫌行政违法。在地方向返乡者明确了收集目的并严格保密的前提下，返乡者在知情同意基础上可自愿报备，但得是自愿而非强迫。因此，有些地方在要求返乡人员报备前，得先自问下：这经得起一句“凭什么”的质疑吗？要减少返乡潮对地方疫情形势的影响，其实可以着眼于呼吁返乡人员做好基本防护、保护脆弱人群（包括老人和基础疾病患者等），但不能在法律规定外附加义务。事实上，在“硬隔离”措施取消的情况下，要求报备也没实际意义。从社会层面看，让返乡者报备有没有“阳过”，也是给民众人为添堵，还可能助长“新冠羞耻”或逆反情绪，甚至带来阳性或非阳性歧视。在防控措施调整将被阻滞的流动重新还给人们后，也不应该再给外出者返乡设置无形的关卡。从结果上讲，多地要求返乡者报备，客观上也会在设置阻碍中加大外出务工者的心理压力，降低其返乡意愿。都说“乡愁难寄”，回家过年也是乡愁代偿的方式。当此之时，再以有形无形的方式（包括仍要求报备）抑制他们压抑已久的归乡情结，也极易招致大众反感。相形之下，让那些外出务工者顺顺利利回家、安安心心过年，才是更有温度、更得体的做法。本质上，要求返乡者报备，仍是一种变相加码。它的出现也是一种提醒：在疫情防控节奏切换后，仍需警惕加码乱象重来——这类加码虽然看上去“温和”多了，但只要是加码，就都该清除。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赵鹏宇
